二十四年前，我们为什么要停止军队经商

文 / 欧洲金靴

二十四年前的今天，1998年7月21日，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召开「反走私会议」。

会上，作为最高领导的他发表讲话，指出：

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。同时，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，今后一律与经商活动说再见！

一天后，他又亲自提笔写信：

万年、浩田并军委诸同志：

现已夜深人静，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，心里深感不安……

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，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。

要雷厉风行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！

同日，他在全军打私工作会议上又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结论：

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，从明年1月1日起，全部吃皇粮！

随后，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。

三个月后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召开军队、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，正式通过《军队、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》。

由此，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、总装备部亦联合发出《贯彻〈军队、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〉的意见》。

持续十三年之久的军队经商活动，开始被勒令退出历史舞台，被强力摘剥出我解放军系统。

先将时间拨回到十三年前，1985年。

1985年春，那年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张“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”，首次提出了“军队要忍耐”的重大决策。

因此，“军费紧张”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法委面临的突出问题。

只是，在“军队要忍耐”的大棒下，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。

从1985年开始，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，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。

当年度，整个解放军部队才获得56亿美元拨款。

那时候我军430万人，连三餐饭都保证不了，试问如何研发、更新装备呢？

那一年，台湾省割据伪军的军费多达98亿美元，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。

日本媒体公开嚣张放言：“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！”

不禁唏嘘，日本右翼军阀半个世纪前用来侮辱蒋记国府的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，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，重新投射到了中国人民的耳朵里……

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编篡的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》的数据，从1979年开始，国防预算开始下降，1984-1988这五年的下降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
至1988年，行政事业支出首次超出国防支出。

那时，我军军费主要得用于军职人员基本生活费，但实际情况非常寒酸，甚至中级军队干部四年才能发一双制式皮鞋。

著名的设计师宋文骢，一度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，这让中国解放军简直在那时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话。

1980年6月，宋文骢被任命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（611所）副所长、总设计师；次年，担任中国“六五”第一个重点项目歼-7C飞机的总设计师。

然而，就在80年代的岁月里，我军战机的研发工作也受到了“军队要忍耐”、“造不如买，买不如租”的严重影响。

那一时期，10号工程总投资仅40亿，落没落实不说，这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，而是十个分系统、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，摊到611所所剩无几，还要用以对外合作(法国、以色列)，致歼10险些夭折。

宋文骢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的闹剧也就在国际军界流传开来，后来也有611所的同志说不是卖面条，而是卖鸭子……总之，是到了为生计而讨活的地步。

不止是宋老自己，15岁就靠上西北工业大学的天才少年杨伟，也一度因为待遇太差想要离开宋文骢团队，被宋老强留：“孩子，留下来，才能办大事……”

“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，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刀”这句话，后来也成了80年代的缩影。

当时有军委的领导非常直白地说：

想搞歼10就是‘5分钱上长城‘，完全不切实际！

1989年，军委曾组织了一次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，宋文骢也受邀参加了代表团。

考察期间，苏-27SK给军事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其效果可以用震撼来形容。

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直接大量进口苏27这种新锐战机，别花功夫折腾新机型了，喊出了所谓“要打赢，靠27”的口号，甚至还调了一帮“酒蒙子”去和嗜酒如命的苏联人拼酒，以求酒桌上求购苏27。

但这些情况，统统遭到了宋老的抵触：

苏27的确性能优异，但是和歼10 相比性能各有所长，苏27替代不了歼10，两者应该相互配合。

刘华清也赞同宋老：

苏27 再好，也是别人家的孩子。就是再困难，歼10也要搞下去！

除了“天上飞的”，“海里游的”也遭遇大落后。

2004年时，“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在接受《现代舰船》采访时，曾愤述：

二十多年过去，美国走了多少型号，冷战结束，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。

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，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。团队解散，很多人才都流失了。

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，技术抓的很紧，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不超过美国，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。（见《龙啸九天–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》《现代舰船》2004年12月下半月）

根据《现代舰船》2005年3月 《郑明回忆录：难忘的回忆与珍贵的启迪》记载：

在当时，要不要继续研制核潜艇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政治性问题。

1988至1990年，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即将定型，在继续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上，也受到了‘大裁军和军队发展要忍耐’的影响。

在90年代初期，中央强调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，军队建设要忍耐的条件下，核潜艇生产线要不要保留，这本来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问题——毫无疑问要保留，可是在我国却差一点被下马掉！

一直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拨乱反正之前，毛主席逝世后的整整二十一年间，美国海军发展了约六代，法国海军发展了两代，英国海军发展了两代，连历经解体重组的俄罗斯海军都发展了三代。

至1997年时，我军军费开支已不及台湾省伪军。

回望之前一年即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，我海军唯一上得了台面的舰艇只有一艘052型驱逐舰，其它都是老古董一般的051型驱逐舰。 

再到1999年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，我海军仍然只有两艘052型和1艘051B型，护卫舰只有五艘053H3型护卫舰，仅八枚HQ-7型防空导弹，且无备弹。

直到今天，客观而论，我军核潜艇的作战性能仍然落后于美俄两大强势海军的核潜艇。

苏联在七十年代巅峰期研制的M级攻击核潜艇，全面采用钛合金等高端材料，最大下潜深度高达1250米，而今我军的核潜艇在下潜深度层面仍然堪堪比过美俄核潜艇的一半（主要是材料的落差）。

这都是历史演进所致。

“下水”已晚，加速研发也只能以后起之秀的姿态………

通过核潜艇与歼10战机在80年代的境遇，可以一窥90年代“四大耻”——银河号事件、美航母插手台海、黄海对峙、南联盟大使馆被炸——都是怎么来的。

暂不剖析这些事件本身，就再说说80年代时，我军呈现在世人面前的“面貌”：

① 旅顺基地，陆上后勤供应的蔬菜，连根带泥，洗也不洗；

② 上海基地，东海舰队想在崇明岛建点，结果因为经费拮据被否决；

③ 舟山基地，有洞库泥沙回淤严重，不去修整，直接报废；潜艇支队官兵饮水问题无法解决；军民杂居，生活纠纷不断；

④ 广州基地，刘华清到上川岛时，按惯列全体应列队欢迎司令员视察，结果非但没有，且是东一群、西一群、不立正、不敬礼，吊儿郎当如老乡看大戏。刘华清当时并没有发火，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是干部风气问题，归根结底是大环境问题；

⑤ 下川岛，部队吃菜成了大问题，一艇一灶，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买食品。春节时全支队也吃不上鱼，肉也罕见。刘华清在南海舰队会议上告诉后勤负责人：“你们的内心应当受到谴责”……由于不给拨经费，榆林港的航道里，该炸的礁不炸、该建的码头不建，舰艇拥挤，这谈何机动作战？

………………

这只是冰山一角——不是海军的冰山一角，而是80年代我军的冰山一角。

军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于80年代中期被赐予了一种旁门左道式、以毒攻毒式的解决方法：允许经商。

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，军队的纯洁性、纪律性几乎在某一时期被毁于一旦，“政治建军”的钢纪也一度被丢到角落中……

1985年4月2日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制定，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、中央军委转发施行《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》。

轰轰烈烈的军队经商拉开大幕。

在当时，越南曾被作为一个“样板”。

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越南国内经济濒临崩溃，更为艰难的是越南的“老大哥”苏联修正主义也由于国内经济的下滑而停止了对越经济援助，使得越南国内形势严峻，各类矛盾升级。

此时，越南选择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：鼓励军队经营，以拉动经济。

起初，越南政府让越军经商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自足，但是在尝到了经商所带来的利益后，越南军方的触角伸得越来越长，经商范围涉及越南国内方方面面，包括电信，军工，航空等等。

此种情况下，也逐步导致了越南社会财富分配的割裂，越南军方不断做大，以致至今日在越南政坛都是与宗教势力、王室势力、政府势力（北方党务派、南方政务派）等平起平坐的核心力量。

至于军人的使命和责任，经商之下，越军更是抛之脑后，甚至越南军人在公开场合背国际名牌奢侈品包包都非常常见……其在越南国内的形象风评一跌再跌。

从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军费供养与领导的组织，转变成了可以独立生存的机构，越南军队的“军队国家化”、“军队独立化”势头逐步走强。

越军的将军们成了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总监，他们按照企业的模式进行军队体系搭建，每年即使什么也不做，光是通过去掉军费后的利润分红，也能获得比之前从军工资高得多的收入。

这些，一度是我们的“模板”………

军队经商之事并非毫无阻力，比如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就极力反对。

1987年时张爱萍退休，迟浩田进入中央军委。

老迟赴任伊始，张爱萍就邀请他到家中做客。

饭桌上，他举出岳飞词《满江红》中“靖康耻，犹未雪”一句，向老迟论道：

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，推行军队经商之略，结果是武功荒疏，军纪涣散，面对一个西夏小国，也是屡战屡败。金兵入侵时，中央政权失控，徽宗、钦宗二帝被俘。这就是历史上的‘靖康之耻’！

1988年4月，秦基伟也在《军内的问题，需要认真对待》中痛陈：

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？有！不只有问题，而且有很大问题！……明面上，是搞经营， 搞三产，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，当兵的不扛枪，改做买卖了！实质上，是军内划山头、军区分派系，一个山头一个坑，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！

老书记(万里)说的对：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？要有钱嘛，没钱谁跟你玩！怎么有钱？搞买卖嘛，倒腾军需嘛，吃后勤嘛，搞这些个来钱快，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！

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，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、不务正职、空耗军需，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！这些年搞轮战(指两山轮战)，搞大比武(指1985 年中原大比武)，战斗力提高了吗？我看未必！

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，搞副业，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，这可能吗？……这个鬼样子，日后中央有行动，指望谁？枪都锈了，党去指挥谁？

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，张爱萍力陈军队经商之弊：

军队和政府经商，势必导致官dao，官dao必然导致腐败。穿着军装倒买倒卖，是军队的耻辱，国家的悲哀。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，无异于自毁长城。

张爱萍还补充道：

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，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，这样搞下去，将来发生了战争，该杀谁的头？

首先该杀我们的。杀了我们的头，还要落下骂名、丑名、恶名！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！……到时候，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！

然而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最终超过了反对的声音。

1985年，在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头下，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、海洋航运公司。

随后，各大军区紧紧跟上，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。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南方工贸和北方实业。

在上级带动下，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。

整个80年代的解放军，有印象的老一辈人都会有印象，那一时期的「军人」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，还有没有一丁点曾经“毛主席的战士”的样子？

我随便举几例：

① 某些部队公然把基地出租给影视公司拍戏，战士吊儿郎当的做群众演员客串、就为了几张钞票；

② 军中流传戏言“会打仗的不如会唱歌的、会摆沙盘的不如会拍马屁的、造核弹的不如卖茶蛋的”；

③ 沿海地区某作战部队，为押运大规模走私商品，直接动用重装兵器；

④ 沈阳工商曾设障阻挡军队走私汽车，结果被冲障；该事件闹到辽宁省政府后，省里的态度竟然相当明确：军队由中央军委管，军队无论干什么，地方政府都不要管！

⑤ 军队内部克扣军饷、社会上又欺压百姓，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“抢生意”、“争摊位”的奇景；

⑥ 黑社会沉渣泛起，“我派出所有人”成为黑恶势力口头禅。八九十年代开过饭店酒吧的老板都有记忆，要么雇保安、要么每月给当地黑老大交保护费，否则生意没法做……

在1993年7月的军委常务会上，就有人陈述：

军队从事生产经营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，与民争利时有发生，引发了一些军政、军民矛盾。

「军民鱼水情」，这可是用毛主席、朱老总那一代共产党人手把手带着我军士兵用鲜血铸就的光荣传统，却在六十年后的军队经商中大潮中沾染了污浊。

这就是军队经商带来的直观影响。

至于深层影响，九十年代四大耻+2001年的王伟撞机，已然给出答案。

一直到1993年9月19日，他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正式决定“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”，并颁发《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》，这段乌黑色的历史才终于开始踩了刹车。

全军原有企业15327个，从业人员86万多人，通过整改，企业减少6238个，人员减少6万多人。

1994年，中央军委组织力量对此进行复查验收。至当年年底，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，集中统管的企业超过60%。

再到1998年夏天开始停止全军层面军队经商后，在军队内部，政治宣讲工作也被渐次摆上台面，尤其是以“七八十年代苏联军队在阿富汗、在黑海、在东欧走私猖獗，最终导致了苏军解体和苏共灭亡”为专题，大力对全军进行历史教育。

至1998年12月，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2937个，总资产804亿元、净资产241亿元，从业人员20.9万人；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，总资产151亿元、净资产64亿元，从业人员10.4万人，已全部停止经营活动；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、1088个福利性企业，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，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、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。

1998年12月15日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完成与一切经营性企业脱钩。

1999年1月11日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文件，规定军企移交地方后，不再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，企业在移交前所欠的税务，随同债权、债务一并移交。

日后，在他的自我总结中，“军队一律不得经商”被他视为重要功绩之一：

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！

不过需要看到的是，真正彻彻底底地让「停止军队经商」这一历史性重任得以实现的，还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。

2014年11月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召开。

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：

早在福建工作期间，他先后７次来到这里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。

上午９时许，他来到会址前，亲切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，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。

他再次仔细观看了会址各个场所，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驻足察看，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向讲解员提问。

他来到当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厅堂，凝望着廊柱上富有鲜明战斗性的标语，注视着当年会议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迹，同大家一起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、艰辛奋斗的情景，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。

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，庄重肃穆。他神色庄严，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，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，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，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，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，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。

古田会议纪念馆里，他认真听取讲解，不时在一件件文物、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，同大家深入交流，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，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。

他表示，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。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、为什么出发的，接受思想洗礼，以利于更好前进。

那次会议，后来被称为“新古田会议”。

新古田会议一年之后，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，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；28日，中央军委正式印发《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》。

共和国历史上、也是我人民军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改革，正式拉开大幕。

也是在2015年，经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“全军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整顿”专题网站在军事综合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，接受群众投诉、举报、监督。

更重要和关键的是同时，在领袖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，中央军委颁布最高军令《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》，对所有军种的民间合作项目立即进行了终止。

其实在2015年11月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，停止有偿服务就已有放风。

那一年，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《全面开展军队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摸底工作实施方案》，部署先期清理摸底工作，重点查找擅自对外服务创收、扩大项目范围、乱支乱用收益等问题。

2015军改中的“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”的改革部分，标志着我军时隔近二十年对革除“军队经商”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，祭出又一雷霆动作。

截至2018年6月30日，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。

停止军队经商，真正得以付诸现实。

2015年1月，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曾在接受《环球人物》采访时直言：

军队出现腐败问题，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。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，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，渗透到军队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，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。有段时间，军队也搞自谋生路，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，这是弯路！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，比如谷jun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。

摘录两段2017年8月1日，领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：

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：‘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，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。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，发端于南昌起义，奠基于三湾改编，定型于古田会议，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。

谁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。‘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，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，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，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‘。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，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。

军队经商，军工下马，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，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，祸训育今。

向那些在八九十年代的黑夜里依然坚守信仰、舍身托国的军工卫士们致敬！

在社会主义军队中，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两支在列宁/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指挥下、让西方世界畏惧胆寒的人民军队，但也都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——即国际共运陷入空前低谷之后，走过一定程度与长度的弯路。

苏联红军已经不在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扛起捍卫共运火种、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果实的武装重任。

历史的血肉轰鸣依然在警训后人、鞭督我军：

深化改革，永远在路上；

清白纯洁，永远是刚纪；

听党指挥，永远是铁律；

毛泽东思想，永远是灵魂；

为人民服务，永远是宗旨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