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岗是谁?

    前言:    

聊聊被遗忘的开国元勋高岗。

1

高岗崛起,和两个人的去世有关系。
 
早年间红军主力在南方闹革命,高岗跟着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搞兵运,不过实事求是的说,和南方红军相比,陕北红军属于小打小闹。
 
1933年11月,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都开始了,陕北重建了26军,只有一个师的编制,师长是王泰吉,政委是高岗,全军共500人。1935年1月成立的红27军,也是只有一个师的编制,全军共700人、300支枪。
对于红军根据地来说,陕北怎么都谈不上兵强马壮。
 
直到和徐海东的红25军会师,成立红15军团,陕北才有了战斗力较强的红军。老帅们后来回忆说,如果没有徐海东的部队,陕北根据地能不能保住都是两说。
 
但是世事无常,不是兵强马壮的陕北根据地,等来了中央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,也是解放全中国的起点。
 
这就是机遇。
 
中央红军到陕北后,属于外来部队,很多工作需要经过陕北干部才能推下去,于是就需要找一个陕北干部的代表,做中央和地方的中间人。
 
虽然红15军团可以算做陕北部队,但军团长徐海东和政委程子华出自南方,代表不了陕北,比高岗地位高的谢子长早早牺牲,和高岗地位差不多王泰吉也早早牺牲,阎红彦则因为受批评,被调到上海和苏联工作,脱离陕北多年。
 
剩下来的人,只有刘志丹和高岗。
 
而刘志丹又在1936年4月东征山西的时候牺牲,那么资历较深、地位较高的陕北干部,也只有做过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了。
 
就这样,高岗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。
 
所以中央红军到陕北,不仅是陕北根据地名留青史的机遇,也是高岗个人崛起的机遇,而这个机遇是刘志丹牺牲留给他的。
 
从此以后,高岗的职务地位开始高歌猛进,从中国革命的边缘干部,一路做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、八路军骑兵司令、陕甘宁边区书记,最后更是做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,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、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并列。
 
对于高岗崛起,莫文骅不理解。
 
教员解释说:“你们在陕甘宁边区工作,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,你要知道,中央的政策,高岗不点头,在边区也行不通。”
 
莫文骅不服气:“这是要挟中央。”教员也不多说什么,只是问他“多大了”,莫文骅回答说“30岁了”,教员拍拍他的肩膀:
 
“你还年轻,过些年就好了。”
 
教员的意思是,山头是客观存在的,强行削平山头一定会让山头更加独立抱团,你得承认山头包容山头,才能逐渐瓦解山头。
 
这个道理,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懂,得经过世事磨砺的中年人才懂。
 
虽然教员的“山头观”对高岗是一份红利,但实事求是的说,高岗除了资历以外,还是用个人能力吃到这份红利的。
 
毕竟雄才大略的教员,可不会重用草包。
 
1941年做了西北局书记以后,高岗辅佐教员整理党务政务,并且具体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,边区能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,高岗是功不可没的。
 
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,我党决定抢占东北,高岗主动请缨到东北去。
 
第二年6月东北局调整人事和分工,林彪直升东北局书记,但因为性格和专业的问题,林彪主要负责指挥作战,其他的不管。后勤和地方建设等工作,便由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负责。
 
他们两人的内外军政分工明确,林彪需要弹药,高岗就给筹备弹药,林彪需要粮食和人马,高岗就给送来粮食和人马。
 
总之是要什么给什么,配合的非常好。
 
辽沈战役的时候,高岗给林彪送来8000万斤粮草、8000桶油料、160万支前民工,保证了辽沈战役的后勤供给。
 
战役结束,百万大军准备入关,林彪感动的和高岗说:“老高,没有你,我打不了胜仗。
 
可以说,从西北到东北,高岗始终是搞后勤建设的,这个功能,他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时期。
 
抗美援朝爆发以后,教员下了军令:
 
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,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,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,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。”
 
于是,已经升为东北局书记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、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的高岗,成了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
 
短时间内,他便领导东北各部门,开辟了三条运输线,给朝鲜源源不断的送去兵员、粮食、弹药等物资,后期苏联援助的物资,也都要经过高岗转运。
 
所以彭德怀才说,志愿军在前方打胜仗,应该感谢两个人,一个是高大麻子,一个是洪大麻子,如果没有他们两个,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。
 
高大麻子是高岗,负责后方输送物资,洪大麻子是洪学智,以志愿军副司令的身份,负责前线的后勤工作。
 
这时候的高岗是能人猛人,教员的心头好,众将帅的铁战友。
 
但也就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间点上,任弼时去世了。
 
任弼时的故事,我们以前说过,这里就不多说,只说一句,任弼时是教员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,也是五人组里非常重要的制衡力量。
 
任弼时的突然去世,对国家和教员来说,都是巨大的损失。
 
有了空位,就要有人填补空位,教员也得寻找有影响力能做事的左膀右臂,于是高岗就出现在教员的视线里。而且国家初立,各大行政区的封疆大吏们权力太大,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藩。
 
在这样的背景下,便有了“五马进京、一马当先”的事。
 
五马进京是削藩,高岗这一马当先,是替补任弼时。
 
 

2

 
1952年底,高岗进京,出任和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,就此形成刘管党务、周管政务、高管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。
 
管经济,倒也符合他的工作特长。
 
而要是说起和教员的关系,高比其他人更亲近。
 
那时他们工作的地方在中南海一号楼,教员的办公室在一楼,刘周朱的办公室都在二楼,高来了以后,办公室也安排在一楼,和教员的办公室是斜对门。
 
教员有什么事,打个招呼就把高喊过去了,要是有什么重要文件,他自己写上批语,也派人送到高办公室,让他提意见。
 
而且那时候有个“中央小会”,领导人们坐在一起开会议事,毛刘周是有空就来参加,朱老总年纪大,有时候开不完就走,高则是每次都参加,从头到尾不离场。
 
有时候开完会,所有人都散了,教员还要留高单独谈话,一谈就是一夜。天亮以后,教员回去睡觉,高回去上班……
 
朱老总看不下去了,怕他吃不消,便趁高来拜访的时候,边喝酒边问:
 
“小高啊,你太能熬了。每次开会我是白天就得走,受不了,可是散会之后老毛还要找你谈话,你受得了吗?”
 
高喝了口酒,说到:“我没有什么,我还年轻,身体好,老总你就放心吧。”
 
朱老总不放心:“小高啊,我和老毛共事多年,他的知识很广,他看古书。”
 
高不知道有没有听懂,只是默默喝酒,什么都不说。
 
看到这段对话,不由让人感慨万千。
 
不过所有人都看出来了,高进京真的是一马当先,重要文件后面的名字排序从毛刘周朱高,慢慢的变成毛高,但是高觉得这样排名不合适,三番五次要求改,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
不管怎么说吧,所有人都知道教员对高极为重视,教员也对高栽培提点,指望他能成大器。
 
这个“成大器”就是前面说的,接替任的地位,对另外两足形成制衡。
 
也正是这个原因,教员才在一次私下谈话中,亲自交代高查阅东北敌伪档案,找到1929年刘在奉天被捕的记录。
 
如果是坚贞不屈,那便罢了,如果有不坚定的表现,这份记录就是随时可以打出去的利器。
 
能让教员亲近到这份上的,也没几个人。
 
 

3

 
当然了,如果非要说让高制衡另外两足,是为了个人权力,肯定是不全面的。
 
他们之间真正的分歧是路线和组织。
 
1949年,高召集东北干部开会,发言说了一段观点:
 
“要尽量让农民发家致富,让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,但也要让农民从个体向集体发展,系统的建立供销合作社,让农民不受商人的剥削。”
他的观点是反对农民自由竞争,坚持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。
 
会议结束之后,东北局根据会议精神,写了《农村支部工作指示》,并送到组织部请求答复,刘和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结论是:
 
“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集体农庄?我认为是不可能的。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,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。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,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,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。”
 
他的观点是自由竞争一段时间,等条件成熟了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
 
高和刘谈不拢,便把回复上交教员,教员看到刘的话,“不满形于颜色”,非常直接的支持了高的观点。
 
1951年,又出现了类似的争论。
 
山西省委提交了《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》的报告,里面说:
 
“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,在互助组织逐步增强,将使老区的互助组织前进一步。对于私有基础,不应该是巩固,而是要逐步动摇它、削弱它、直至否定它。”
 
报告提交到华北局并报告刘,刘写下批语:
“逐步动摇、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,这是一种错误的、危险的、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。山西的这个文件,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,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。”
在这次争论中,高支持山西的意见,教员支持高的态度。薄反对山西的意见,刘支持薄的态度。
 
可见关于以后走什么路的问题,立国初期就爆发了普遍争论,东北和华北,高层和地方,都有各自的坚持,都有各自的态度。
 
以上是和刘的争论,而和周的争论焦点在于新税制改革。
1952年12月,政务院颁布了新税制,规定不分公营和私营一律平等纳税。这份政策是公平的,但结果却造成公营企业多纳税、私营企业少纳税,有利于资本主义,不利于社会主义。
 
而且新税制颁布之前,政务院没有向中央汇报,教员有些怒:
 
“修正税制之前没有报告中央,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,把资本家看的比中央还重,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。而且现在是过渡时期,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,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,这是个问题。”
 
因为和两人的争论,教员便趁五马进京的时机,在人事和组织上做了新的安排。
 
政务院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,高负责经济。
政法工作由董、彭、罗负责。
财经工作由陈、薄、邓子恢负责。
文教由时任宣传部长负责。
外交由周负责。
组织部由饶负责。
 
经过这次安排,周实际上被剥夺了政务院的最后决定权,刘的人事权被克制,高则成立了所谓的经济内阁,再加上人尽皆知的教员宠信,高实际上成为第四号人物。
 
如果就这样下去,教员的目的基本达到了,一来三足鼎立互相制衡,二来在路线和组织上有左膀右臂,大事小事都能帮衬一把。
 
至于说换人,那不是说换就能换的,必须先承认山头,等时机到了再瓦解山头,这些都需要时间,现在的任务是团结一致向前看。
 
但高却理解错了,他以为教员真的要换人,结果就飘了。
 
 

4

 
高这个人大大咧咧的,说好听点是不拘小节,说不好听的就是粗鄙少文。
 
经常在开会的时候,几十个人在会议室看材料或发言,他就卷起裤腿搓腿毛,然后把搓下来的腿毛拧在一起,用火柴点着,弄得满屋子都是烧腿毛的味道。
 
别人捂着鼻子表达不满,他也不在意。
 
这么粗鲁的性格,根本不可能周密做事。
 
自从成了第四号人物,高觉得自己深刻理解了教员的意思,野心也被错误判断激起来,开始认认真真的倒刘。
 
正好,那段时间安子文提出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,名单里有薄的名字,但没有林。
 
传到教员的手里以后,教员特别愤怒,在会议上批评安,说你只是一个副部长,有什么资格搞这么大的名单,这事到此为止,不许对外泄露。
 
安当然没有资格搞名单,他是用别人搞的名单出来投石问路。
 
后来教员把名单给高看了,嘱咐他看完就行不要外泄,高也答应了。但从这份名单上,高看到了机会:
 
“林是苏区干部,又是军队干部,名单里没有林是什么意思?”
于是呢,高便提出白区党和红区党的论调,说教员代表红区,刘代表白区,江山是红区的人打下来的,现在政权却掌握在白区的人手里,要进行彻底改组。而且到处传播名单的事,言外之意就是白区的人要搞红区,我们红区的人要团结起来。
 
这番论调说出来,高便不再是一个人,而是成了苏区军人的代表,得到彭林等军人的支持。
 
53年的6—8月,中央召开财经会议,高带头批薄,准备以此为突破口来倒刘,并且在会议召开期间,带着十几个人大张旗鼓的到西山看望林。
 
这意思就很明显了,你们的名单里没有林,但林和我们是一起的。
 
战吗?
战啊。
 
受高的影响,再加上原本就和刘有私人恩怨,饶开始在组织部追查私拟名单的事,自然通过安追到幕后的刘,于是在9月份的组织会议上批安讨刘。
 
现在说是高和饶有联盟,其实没有,他们之前就没什么交集,现在刚进京更不会有深交,之所以同时行动,只是因为目标一致。
 
但他们做的太过火,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,远远超出教员的规划,甚至叶都跑来问:“有薄无林是怎么回事?
 
教员有些诧异:“你怎么知道的,我要查一下这件事。
 
他很生气的问高:“谁泄露出去的,是不是饶?”这是给他承认错误的机会,但高没有接住,绕开话题说:“饶不会吧?”
 
这时候教员发现坏事了。
 
原本只是想制衡,谁知道高和饶走的这么远,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。如果让他们继续搞下去,非但不能团结起来做工作,甚至可能造成红白分裂、军政分裂、央地分裂。
 
1953年是抗美援朝刚结束、国内经济建设刚开始的时候,最需要的是团结,最不需要的是分裂,一旦出现分裂,将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。
 
教员决定收拾残局,但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。
 
他让刘、陈、高开一次会,都做自我批评,结果刘和陈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,高却轻描淡写,不积极搞团结。
 
教员非常失望,12月24日说出“两个司令部,一个吹阳风、一个吹阴风”的那番话。
 
可能从这番话开始,高判断出了风向,知道自己要失败了,有些心灰意冷。
 
但教员还是给他机会。
 
1954年2月,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,听闻高想到杭州找他谈,教员说不要来杭州了,让高和刘、周、邓谈谈,看他有什么想说的,有没有挽救的机会。
 
三人和高谈了几次,高始终不承认错误,就没谈出什么结果。后来据高的夫人说,去谈话前,高在裤裆里缝了20几颗安眠药。
 
这是准备一旦被捕就自杀。
 
做为数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老革命,稍微遇到挫折就不活了,抗打击能力真的有些差了。
 
因为高的态度,事情到这里就没悬念了。他在路线上得罪了刘,职位上得罪了周,并且不低头认错搞团结,让教员想保他都保不住。
 
如果强行保高,那就是和另外两人决裂,代价太大。要和另外两人团结,就必须弃高。
 
该怎么选,其实不难。
 
于是风光显赫的高,就此成为批判的对象,而饶也被连带在一起批判。
 
从现在来看,高其实还是有翻身机会的,但前提就是活下来,再等12年。事实上,教员也是这么想的,再给他一次机会。
1954年2月,高和饶被批以后,教员准备让高回陕西做地委书记,以后的事以后再说,结果还没来得及派人去谈,就传来高自杀未遂的消息。
 
教员听到这个消息,满脸厌恶的表情,感觉自己看走眼了,和秘书说:“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,随他去。”
 
高自此翻身无望,半年后吞安眠药自杀,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。
 
人死如灯灭,案子也就没有翻转的余地,成了雷打不动的铁案,连带着饶也被关了二十年,空耗时光。
 
1955年4月,高和饶的处理结果宣布,林补高的缺,当选政治局委员,再过三年晋升为副主席。
 
历史走入新的阶段。
 
写到这里想到两句老话:
 
一失人身,万劫不复。
 
一失足成千古恨,再回首已百年身。

评论 0

置顶文章